在整理家藏的書畫時,，翻出了王堯教授用藏文書寫的條幅,。這還是十多年前,，王教授在香港大學講學時,，來我家做客贈送的,。那次在飯桌上,，他提及想推薦我去給港大的佛學研究中心講課,。我很感謝他的好意，但心里明白可能性很小,。因為主持中心的是一位從內(nèi)地出來的年輕僧人,，盡管他引用我的著作，但不會“引狼入室”的,，畢竟這是一份好差事,。也許是王教授真碰了壁，后來就和我失聯(lián)了,。

認識王堯教授是很久以前的事了,。上世紀80年代，在上海和北京的幾次文化討論會上相遇,，也常聽學術(shù)界的朋友提起他,。1928年出生的王教授是海內(nèi)外聞名的藏學家，從事藏學研究六十余年,。他是江蘇漣水人,，年輕時曾為共和國的創(chuàng)立奮斗過。解放初重返書齋,，進入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,。1951年到中央民族學院學習藏語，師從于道泉和馬學良先生,，畢業(yè)后留校任教,，自此投身于藏學研究。于道泉是中國現(xiàn)代藏學的開山鼻祖。他倡導“置身莊岳,，事半功倍”的治學思想,，強調(diào)環(huán)境對于語言學習的影響。在北平時,，于道泉為了跟喇嘛學習藏文,，在雍和宮一住就是幾年。后來負笈巴黎,，他為了迅速通曉法文,，就移居不見華人蹤跡的地區(qū)。王堯恪守老師的教誨,，畢業(yè)不久就進入貢噶寺,，師從貢噶活佛研修藏傳佛教。他還搜集﹑翻譯藏族民間歌謠﹑民間故事和民間戲劇,，將西藏最負盛名的訓世哲理詩集《薩迦格言》譯為漢文,，在《人民日報》連載了近兩個月。此后他“十進藏區(qū),、六訪拉薩”,， 遍訪山川勝跡﹑古剎廟堂﹑農(nóng)牧宅帳。

他的藏語毫無生澀的書卷氣,，著述卻具足深厚的學術(shù)功底,。王教授的名著《吐蕃金石錄》正是醞釀于碑版摩挲與行囊紙筆之間。此外,，他的著作還包括《吐蕃簡牘綜錄》,、《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》等十余部專著以及數(shù)百篇論文。他長期在中央民族大學任教授,，現(xiàn)在是該校藏學研究院的名譽院長,、博士生導師，可謂桃李滿天下,。今天活躍在藏學界的一大批學者都曾受教于王堯教授,，如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陳慶英教授、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沈衛(wèi)榮教授,、首都師范大學藝術(shù)學院漢藏佛教藝術(shù)研究中心主任謝繼勝教授等,。他也是最早活躍在國際藏學舞臺的中國學者，曾任奧地利維也納大學,、德國波恩大學等近十所大學的客座教授,，連續(xù)參加了從第三屆至第十屆的國際藏學會，在國際藏學界享有崇高的學術(shù)聲譽,。

和王堯教授真正熟悉起來,，是在1994年暑假到了美國以后,。有一天，星云大師請我去洛杉磯西來寺吃飯,。寺院中人事先告知,，同席的有中國大陸來的教授。見了面才知道原來是王堯,。他應邀來美國西來大學教授一門藏語的短期課程,。因為以前見過，面熟,，所以很快就熱絡(luò)起來。知道我和他都被趙樸初居士邀請擔任中國佛教協(xié)會佛教文化研究所的特約研究員,，又知道我的大嫂竟是他熟悉的中央民族大學同事,，我們的關(guān)系更拉近了一步?！蔼氃诋愢l(xiāng)為異客”,，最難排遣的是孤獨。只要有空去西來寺,，我們都會在一起聊天,。聊天中，聽到許多王堯教授不愿為外人道的故事,。

原來王堯教授不僅是享譽國內(nèi)外的著名藏學家,，也是當年毛澤東、周恩來和西藏上層人士溝通的橋梁,。王教授與西藏各界民眾結(jié)下了水乳交融般的情誼,，他在藏區(qū)曾與多位仁波切親密交往，并擔任十世班禪阿爾德尼·確吉堅贊以及另一位西藏宗教領(lǐng)袖的翻譯秘書,。當年毛澤東多次接見這兩位西藏宗教領(lǐng)袖時,，都由王堯擔任藏語翻譯。藏族友人親切地在他的藏名“旺杰”之前冠以“通司”（譯者）二字,，以表達誠摯的贊許和尊敬,。后來的歲月里，王堯教授仍然作為中央政府和西藏上層人士都信任的學者,，為維護國家統(tǒng)一默默作出貢獻,。

和王堯教授的重逢是我到了香港后。有一次,，和香港名報人羅孚先生聊天,，偶然提及王堯。羅先生說,，王教授正在香港大學講學,，他倆因都是龍云（云南軍閥）公子的朋友而相識,，已約好周末聚餐。我就對羅先生說,，“這頓飯就讓我來請吧,。”和王教授在香港重逢,，緊緊握手,，談到西來寺一別后各自的經(jīng)歷都不勝唏噓。酒逢知己千杯少,，話猶未盡,，我就邀請他改日來家中繼續(xù)對飲話舊。于是就有了王堯教授相贈藏文條幅的一段舊事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