集體化是蘇維埃歷史上巨大的轉折點,。它摧毀了數(shù)世紀以來形成的生活方式：家庭農莊,、古老的農民公社,、獨立的村莊,、教堂,、農村市場,。在布爾什維克看來,，這一切都是社會主義工業(yè)化的障礙,。數(shù)以百萬計的人背井離鄉(xiāng),，散布蘇聯(lián)各地，包括逃離集體農莊的,、因集體農莊糧產(chǎn)的過度征用而造成的饑荒逃難者,、孤兒、富農及其家人,。這批流動人口成為斯大林工業(yè)革命的主要勞動力,，充斥于城市、工業(yè)建設基地,、勞改營,、古拉格（勞改營的主要管理機構）的“特殊定居地”。創(chuàng)立苦役模式的第一個五年計劃,，推出了一種全新的社會革命（自上而下）,，鞏固了斯大林政權。它打破舊式的關系和忠誠,，鏟除舊道德,，推行新價值和新身份，使全體民眾從屬,、依賴于國家——住房,、教育、就業(yè),、口糧——全受計劃經(jīng)濟的控制,。
消滅家庭農莊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的開端。布爾什維克對農民抱有根本的不信任,，因在農村缺乏影響力,，不得不忍受1917 年農民的土地革命，以利用來破壞舊政權,。但他們一直公開表示,，其長遠目標是掃除小農制度,，代之以大規(guī)模的機械化集體農莊，將農民改造為“農村無產(chǎn)階級”,。
布爾什維克認為,，農民只要控制食物供應，就會對革命構成潛在的威脅,。1927 至1928 年的糧食危機,，使斯大林小圈子再度擔心“富農罷工”。斯大林為此重新啟動糧食征用,，為了替這一對策辯護,，更營造了“富農在威脅內戰(zhàn)”的氣氛。1928 年1月,，斯大林前往重要產(chǎn)糧區(qū)西伯利亞,，敦促當?shù)胤e極分子對涉嫌囤糧的富農毫不手軟，指示當?shù)卣毒芙^上繳糧食的農民,，沒收其財產(chǎn),。數(shù)十萬“惡意的富農”被捕，被送去勞改營,，他們的財產(chǎn)遭到毀壞或充公,。
隨著糧食爭奪戰(zhàn)的愈益激烈，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轉向大規(guī)模集體化的政策,，既加強國家對糧食生產(chǎn)的控制,，又一勞永逸地消除“富農威脅”。
對集體農莊的熱情是這時才興起的,。之前,，黨內普遍認為，集體化只是一個漸進,、自愿的過程,。在新經(jīng)濟政策時期，農民并沒有接受集體化的原則,，集體農莊的增長實屬微不足道,。1927 年之后，國家通過稅收政策——向集體農莊提供信貸,，向“富農”農莊征收重稅——集體農莊因此得到了較為迅速的增長,。但它不是土地和財產(chǎn)都匯集在一起的大型公社，而是土地共耕,、牲畜農具仍屬私人的小型合作社,。第一個五年計劃并沒有改變政策的跡象，只字不提自愿原則的變動，只預測集體農莊的耕地量將有適度的增長,。
該政策的突變是斯大林在1929 年強行通過的,。斯大林要求更高的工業(yè)增長率，1929 年秋天訂下的五年計劃,，其目標大大調高,，要在1932 年結束時，投資額增加到3 倍,；煤炭產(chǎn)量翻一番,；生鐵產(chǎn)量翻兩番。廣大黨員普遍懷有瘋狂的樂觀,，蘇維埃報刊提出了“五年計劃四年完成”的口號,。這些烏托邦式的增長率，迫使黨接受斯大林的大規(guī)模集體化的政策,，似乎只有如此,，方能獲得廉價和有保證的糧食供應,，以養(yǎng)活迅速擴充的工業(yè)大軍,。
該政策的核心是黨向農民的宣戰(zhàn)，農業(yè)集體化的矛頭直指在俄羅斯根深蒂固的舊觀念,，譬如農民對村莊和教會的依戀,、家庭農莊、私人貿易,、私人財產(chǎn),。1929 年11 月7 日，斯大林在《真理報》發(fā)表文章《大轉變的一年》,，稱五年計劃是在蘇聯(lián)反“資本主義元素”的最后一場偉大革命斗爭,，讓社會主義工業(yè)為共產(chǎn)主義社會打下基礎。斯大林向高爾基解釋,，他的“大轉變”是指“徹底摧毀舊社會,，熱火朝天地建設新社會”。
從1919 年夏季起,，數(shù)千名黨的積極分子被派去農村,，鼓動宣傳集體農莊的優(yōu)越性。大多數(shù)農民都不愿放棄延續(xù)數(shù)百年的生活方式,，盲目投入一個未知世界,。另一方面，用以說服農民的集體農莊好榜樣,，卻寥寥無幾,。1929 年在西伯利亞工作的一名德國農業(yè)專家，將集體農莊描述成“死亡申請者”。它們中很少擁有拖拉機或其他現(xiàn)代設施,，其管理人員的農業(yè)知識匱乏,，犯下“淺陋的錯誤，給集體化的全過程抹黑”,。根據(jù)政治警察所說,，農民擔心加入集體農莊將“血本無歸”——他們的土地、奶牛,、馬匹,、工具、家園和家人,。
積極分子無法說服農民,，便開始采取強制措施。1929 年12 月,，斯大林呼吁“消滅富農階級”,。從那以后，促使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運動變成了一場大戰(zhàn),。黨員和共青團員動員起來,，全副武裝，再加上當?shù)孛癖?、軍隊及政治警察的特種單位,、城鎮(zhèn)工人、志愿學生,，他們奔赴農村,，肩負的嚴肅使命是如果辦不成集體農莊,，就休想回去,。
1930 年的頭兩個月，蘇維埃農民的一半被迫加入集體農莊,。在投票參加集體農莊的村民會議上,，積極分子耍弄各種恐嚇手段,。例如，西伯利亞村的農民,，對集體農莊的議案甚不情愿,；但到投票表決時，積極分子卻帶來全副武裝的士兵,，要求反對議案的人發(fā)言,，大家噤若寒蟬，于是宣布議案獲得了“一致通過”,。在另一村莊,，農民投票反對集體農莊之后,，積極分子要求知道誰投了反對票，并解釋說,，加入集體農莊是蘇維埃政府的命令,；沒人愿意承認自己反對政府，積極分子便將投票結果改為“一致通過”,。在其他村莊,，只有少數(shù)村民（由積極分子挑選的）獲準參加會議，表決結果卻對全體村民都具約束力,。例如,，科米地區(qū)的切勒姆霍沃村共有437 戶農民，出席村民大會的僅52 人,，18人贊成,，16 人反對；然而在此基礎上,，整村加入了集體農莊,。
發(fā)言表示反對集體化的農民，遭到了毆打,、折磨,、威脅、騷擾,，直到最終同意,。還有很多人被當作富農逐出家和村莊。將農民趕入集體農莊,，與猛烈攻擊教會相伴相隨，教堂是農村舊生活方式的焦點,，在布爾什維克的眼中,，又是反對集體化的潛在源頭。數(shù)千神父被捕,，教堂遭到洗劫和破壞,，數(shù)百萬信徒被迫躲在自己家里偷偷保留信仰。反對強行集體化的農村黨員和官員,，被開除黨籍,，鋃鐺入獄。
有關“富農”的討論眾說紛紜,，卻沒有一個客觀定義,。該名稱用得如此廣泛隨意，幾乎每一個農民都可被冠以“富農”的帽子,，從而遭到剝奪,。向“富農”開戰(zhàn)就是為了制造恐怖，這種含糊性更添加了恐怖的效果。根據(jù)列寧主義思想,，“富農”是雇用勞工的資產(chǎn)階級農民,，但1929 年后，實際上作為“富農”遭受迫害的農民中,，符合上述定義的寥寥無幾,。所謂的“富農”中，絕大多數(shù)是村中最為清醒,、節(jié)儉,、勤勞、進步的農民,，他們相對較多的財富往往是大家庭的結果,。對蘇聯(lián)來說，消滅“富農”是巨大的經(jīng)濟災難,，使集體農莊失去俄國最勤勞農民的專業(yè)知識和工作倫理,，最終導致蘇維埃農業(yè)部門的持久衰退。
“消滅富農”在全國遵循相同的模式,。1930 年1 月,，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定出配額：6 萬名“惡劣富農”送去勞改營，1.5 萬名其他“富農”家庭流放去北方,、西伯利亞,、烏拉爾和哈薩克斯坦。這只是整體計劃的一部分,，最終將要求剝奪100 萬“富農”家庭（約600 萬人）的財產(chǎn),，把他們送去勞改營或“特殊定居地”。國家政治保衛(wèi)總局負責配額的實施（又將“富農”配額提高到所有農戶的3％至5％）,，其具體執(zhí)行再分配給地方上的政治警察和黨組織（許多地區(qū)故意超額,，相信這樣做能顯示自己的高度警惕性，以迎合上級）,。每村都有地區(qū)當局鎖定的配額,，共青團和黨的積極分子開列每村逮捕和流放的“富農”名單，等他們被驅走后,，再盤點清算他們家中被充公的財產(chǎn),。
令人驚訝的是，迫害“富農”的運動僅遇上零星的農民反抗——尤其應考慮到的是,，俄羅斯的村莊團結具有濃厚的歷史傳統(tǒng),。當然也有抵制配額的村民，堅持認為他們之中沒有“富農”,。也有村民拒絕交出“富農”,，甚至在積極分子前來拘捕時予以保護,。但大多數(shù)農民，對于鄉(xiāng)親的突然失蹤,，只是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地接受,。在有些村莊，農民舉行村民大會來選擇“富農”（孤立無助的農民,、寡婦,、老人特別容易受到傷害）。也有的地方,，“富農”是抽簽選出的,。
作為“富農”受到迫害的統(tǒng)計人數(shù)很難確定。在“反富農運動”的高峰時期,，全國的道路上滿是被驅逐之人形成的長隊,，向鐵路旁的聚集點行進。由于鐵路無法應付這么多人,，許多“富農”必須在簡陋的拘留營中等待數(shù)月,。在如此惡劣的環(huán)境中，老人和兒童像蒼蠅一般死去,。到1932年,，已有140 萬“富農”抵達“特殊定居地”，主要集中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,；另有更多的人走進了附屬于古拉格工廠和建筑工地的勞改營,；還有人仍在遷徙的旅途中?？偠灾?，從1929 到1932 年，被逐出家園的至少有1000 萬“富農”,。
這些統(tǒng)計數(shù)字的背后是無數(shù)的人間悲劇,。1930 年1 月，德米特里·斯特雷勒茲基一家被逐出庫爾干地區(qū)的巴拉巴,，他們已在那里住了整整50 年。祖父的房子遭到摧毀,，農具,、推車、馬匹,、奶牛轉到集體農莊的名下,；小件的家用品則分給村民，家中的圣像全部被砸爛燒毀,。6 個星期后,，他們（總共14 人）被流放至烏拉爾的木材營地（祖父母在一年之內死去）,。德米特里的父親尼古拉與家人仍留在老家。尼古拉是內戰(zhàn)時期的紅軍老兵,，曾組織村里第一個集體農莊,，他的農業(yè)知識是集體農莊迫切需要的。尼古拉得以保住自己的房子,，與他一起的還有妻子安娜和6個孩子,。但到1931 年早春，他們被告知也當上了“富農”,。被押送出村之前,，他們只有一小時的時間來收拾簡單的行裝，然后就走上大草原,，并被告知永遠不得歸來,。
《耳語者：斯大林時代蘇聯(lián)的私人生活》
《耳語者：斯大林時代蘇聯(lián)的私人生活》
作者：【英】奧蘭多·費吉斯
譯者：毛俊杰
出版社：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
出版時間：2014年9月
按：“耳語者”指的是經(jīng)過斯大林體制改造的蘇聯(lián)人，既恐懼政治權力,，又對它無比崇拜,，他們或藏身于角落竊竊私語、互訴衷腸,，或暗中迎合,，成為向當局告密的舉報人。許多關于蘇聯(lián)的歷史著作都聚焦于恐怖的外在現(xiàn)象——古拉格,、逮捕,、判刑、囚禁甚至殺害,，卻幾乎沒有人關注普通的蘇聯(lián)人過著怎樣的生活,，他們的真實想法和感受是什么。這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時期個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歷史著作,。這本書基本沒有講述斯大林本人,，但幾乎每一頁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存在，因為斯大林主義已經(jīng)滲入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,，影響他們的價值觀和人際關系,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