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國進入我們所說的“近現代”以后，發(fā)生了真正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巨變,。即使是以天下士為自定位的讀書人,，也已經很難影響那變化中的天下。另一方面,，陳寅恪再三強調,，斯文是否掃地，讀書人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,；不僅“吾儕所學關天意”,，而且“文章存佚關興廢”。

然如老話所說,，“古之學者為己,，今之學者為人”。現在的大學里,，借用西文的表述,，已少言大寫的學問，而更多是小寫的學術,，并已全盤計日程功化,。像我這樣的專業(yè)學人，早已被陳澧所謂“博士之學”壓得喘氣不勻,；盡管他所說的“士大夫之學更要于博士之學”還不敢忘,，卻也離“士大夫之學”越來越遠。

在上述的時代大背景下,，很多讀書人對社會不得不敬而遠之,，不復敢言化民成俗、改變社會的責任了,。而在學校的小環(huán)境里,，“努力求學”與“改革社會”之間，也已形成某種程度的緊張,，個體學人很難兼顧,，遑論所謂“雙贏”。因此,，如果不是年輕朋友蔡軍劍鍥而不舍地敦促,，我應當不會進入報紙作者的范圍。即使勉強進入之后,，心境仍是矛盾的,，所謂“心存忐忑和困惑”，的確不是“客氣話”,，而是真實的寫照,。

古語云：三思而后行,。雖認識到讀書人有為社會服務的責任，我的第一個困惑,，便是今日學者應當怎樣服務社會,。能力有長短，術業(yè)有專攻,，在一個講究分工的現代社會,，做好“本職工作”，似乎就可以說是盡了本分之責,；且人的精力是個常數,，而專業(yè)應是一個學人對社會貢獻最大的領域，要面向廣大觀眾寫作,，勢必減少用于專業(yè)的時間,。在這樣的情形下“分心”，可能社會服務未必佳,，而專職也不如前了,。這的確是一種兩難的選擇。

進而言之,，當學者面向大眾說話,，是該去“提高”呢，還是“普及”呢,？在士為四民之首的時代,，這是沒有什么疑問的——士為其他三民之楷模，先自修身于前,，化民成俗于后。但在強調平等的現代,，若云提高,，便有自居精英之嫌，仿佛不以平等待人,；若云普及,，同樣帶有自上而下的意味，甚至對讀者水準的預設更低,。還在“五四”時代,，“提高與普及”就引起了爭辯，迄今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議題,。

且寫作是一個涵括閱讀的發(fā)展中進程,，必有“讀者”的參與，才成為章學誠所說的“言公”,。而言論的“是非失得”,，最終是由讀者決定的,。這就難免出現有心栽花花不開、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情境,。胡適就曾嘆謂,，許多他細心用力的文章不為世人所注意，而隨意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,。這似乎還是古已有之的持續(xù)現象,。韓愈已說，他作文每自以為好,，則人必以為惡,；“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，下筆令人慚,。及示人,，則以為好。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,，大慚者則必以為大好,。”可知讀者與作者的意趣不一致,，由來已久,。袁枚后來發(fā)揮說，韓愈所謂“下筆大慚”,，是指詩賦一類進士文章,，可韓愈仍是唐代的進士。故“昌黎肯慚,，所以為昌黎,；雖慚，肯下筆,，所以成進士”,。他建議當時士人對待科舉時文，不妨法昌黎,，“且慚且下筆”,。這當然有些借題發(fā)揮，但也可作為進行兩難選擇時的參考,。近人汪國垣（辟疆）便說,，韓愈此語，或“今日報館之謂”,。則既為報紙寫文字,，不妨預作待讀者抉擇之想，且慚且下筆。

我的第二個困惑,，則在于自己是否有此服務社會的能力,。雖說書生報國惟執(zhí)筆，然對于專業(yè)學人來說,，怎樣寫面對非專業(yè)讀者的文字,，其心境之忐忑，或有些像“五四”時代慣用文言表述的學者不得不寫白話文,。我從來沒有奢望真能影響大眾,，所作報紙文字，針對的可能還是相對小眾的讀者,。但就是面對這樣的小眾,，也有話怎么說的問題。

對于報紙,，我給自己的定位是拾遺補闕,。蓋身處變化的時代，知道自己沒有跟風迎合的能力,，只能多關注一些他人忽視的面向,，盡量思而后言，少說或不說別人也會說,、也可說的話,。同時牢記史學的啟示，一是要盡可能為他人設身處地,，二是必以證據支持所立言,。這當然也帶來新的問題——過去人多說文史不分家，但在一千多字的短文中還要“引經據典”,，很多報紙讀者對此是不習慣的,。

章學誠曾從技藝層面言“史家運用之功”說，著史者與文人的一大區(qū)別,，就是著述中“惟恐人不知其所本”,。蓋若“不知所本，無以顯其造化爐錘之妙用”,。換言之,，必須先有引文,，才能體現作者“造化爐錘之妙用”,；而史家的高下，亦正于此處見,。然此可與習史者道,，不足為他人言。報紙的多數讀者,，恐怕更希望言之有物,，而不那么在乎史藝的高低,，這是不能不考慮并予以尊重的。

同時,，既然為報紙寫文字,，就要盡量體現建設性。立足于建設,，仍可有所“揭露”,。法國史家夏蒂埃（Roger Chartier）曾與社會學家布爾迪厄（Pierre Bourdieu）進行系列對話，夏蒂埃注意到,，以前“知識分子在社會宏觀層面享有先知,、救世主和揭露者的形象”，二戰(zhàn)后亦然,；但現在（對話是在1988年）他們正轉向另一類工作,，如福柯（Michel Foucault）自稱“他的工作就是剝去一些顯然事物和公認概念的鱗片”,。布爾迪厄表示,，在這一點上他與福柯完全一致,。他認為“科學應當具有戰(zhàn)斗性,，但這絕不意味著‘介入’”。在他看來,，社會科學不僅“要回答一些極其重要的問題”,，更要“提出普通社會世界出現的問題”，并且“有責任更好地提出問題”,，即在方式上應超過記者和評論界,。

學者不一定要像以前一樣“介入”政治和社會，能盡量剝去一些“眾所周知”的事物和眾皆認可的概念之上所附著的鱗片,，也就揭示了“真相”,，同樣是對社會不小的貢獻。這雖不那么劍拔弩張,，顯然也并非易事,，所以仍是“戰(zhàn)斗”。注意,，布爾迪厄特別強調的是,，學者對社會事務的觀察能力，至少要高于一般媒體從業(yè)者,。這一觀念反映了也針對著1960年代后在西方社會開始顯著的一些新現象,。意識到學者不能像媒體人一樣思考和說話，既表明媒體地位的上升，也展現了學者的自覺,。要知道他們兩人的對話是在廣播電臺進行的,，法國聽眾的領受程度，真讓人羨慕,；而對話者的自覺,，也就更加意味深長了。

在中國,，由于近代的變動遠比法國更大,，中國讀書人面臨的挑戰(zhàn)，似也比法國學者的更強,。借用柯睿格（E A Kracke）的術語,，近代法國的改變雖大，基本仍是“在傳統(tǒng)中變”,；而中國的巨變,，卻是名副其實的“在傳統(tǒng)之外變”。其中一個根本性的轉變,，就是“天下”變成了帶有異域風情的“公共”,，而“天下士”也漸帶今人所謂“公共知識分子”的意味。

其結果,，讀書人言論關照和因應的內容,，發(fā)生了很大的改變。還在“五四”前后,，很多“時論”已都是在所謂“社會輿論”壓力下的反應性表述,，等于是被“社會”要求表態(tài)，而不必是立言者自己有話要說,。故他們在討論所謂社會問題（例如自殺,、青年煩惱等）時，更多可能是在回應社會,，而不是表述自己,，至少不是主動表述自己。此前天下士的價值,，則在于思存高遠,，主動提出可以澄清天下的根本性問題，而不是這樣被動地隨社會之波,，逐社會之流,，為社會所“裹挾”。

志存高遠也思存高遠,，乃是讀書人的“本位”,。在法國，媒體地位上升的同時,，學者還有說話不能與媒體人同的自覺意識,，其前提也就是學者尚維持其主體性。但在以變著稱的近代中國,，“公共”場域的變化也隨世變而愈亟,。梁啟超早年曾說，其為報章之文,，乃“應于時勢,，發(fā)其胸中所欲言”。惟“時勢,，逝而不留者也”,。應時之文，“轉瞬之間,，悉為芻狗”,。盡管如此，他所發(fā)還是“其胸中所欲言”,。隨著媒介方式的技術演進,，各類反應式表述的一個后續(xù)發(fā)展很可能是從“公共知識分子”變?yōu)椤懊臁薄麄兛梢葬槍σ磺袉栴}開口，也必須針對一切問題開口,，直到走進電視上的綜藝節(jié)目,，而不論胸中是否有言欲發(fā)。

從“天下士”向“公共知識分子”再向“名嘴”的一步步蛻變,，伴隨著讀書人主體性的一步步消逝,。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“士變”——“士”在“變”中退隱,，直至淡出,。這類“士變”的發(fā)生，是同樣可怕的“世變”,。今人批評與自我批評之時,，常說我們處于一個浮躁的時代。其實我們正在經歷一種或隱或顯的時代巨變（在中國還夾雜著特有的“趕超心態(tài)”）,，“浮躁”二字,，遠不足以表述其復雜性和內在的緊張。

眼下世界局勢真是名副其實的風起云涌,，在面臨多方面失序之時,，不免出現“翻云覆雨者為俊杰”的現象。借用一位帶有精英意識之人的話,，媒體本愛聞風起哄,，大眾或可不思而行,，但大學中做學問的人，似應比一般人稍多遠慮,，方不至于“被社會融化”,。今日我們需要的，可能更多是提出需要反思的問題,，并思考出現問題之后怎樣可以做得更好,。動蕩之時，人多有不平之氣,，也更需要心平氣和,。遇事多從邏輯一面思考，盡量把從身邊到外國的他人看作常人,，社會也許就會更加祥和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