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人陳與義曾經寫下一首題為《春日》的小詩：“朝來庭樹有鳴禽,，紅綠扶春上遠林,。忽有好詩生眼底,，安排句法已難尋,。”這一首七言絕句,，應該與《荀子》里的這兩句話合看：“善為《詩》者不說,，善為《易》者不占?！?br/>

上引《荀子》兩語的意思是,，明道之人，自身行道即可,，不應該在這方面有太多的外在表現——譬如言語論說,。這是古人所抱持的一種思想?！墩撜Z》的“古者言之不出,，恥躬之不逮也”，以及《周易》的“吉人之辭寡,，躁人之辭多”,，說的都是類似的意思。

歷史證明了這些簡潔的話是極其正確的,。宋代以后,，詩話暴增，論詩的風氣一代盛過一代,，然而在詩論家這一群體當中,，沒有幾人是頂尖詩家，尤其是那些著力于打造詩學理論的人,，在寫詩這件事上,，往往表現得很黯淡。

判斷一個人的詩作水平如何,，有一條非常重要的標準,，那就是他的詩是否為后人傳誦。時間是公平的,，一個人只要詩寫得好,，即使在世的時候寂寞一些,，也一樣能在后世發(fā)光,，杜甫就是如此,。遺憾的是，那些談起詩來顯得神采飛揚,、自信滿滿的詩論家,，往往沒有什么詩留給后人傳誦。宋人嚴羽撰寫的《滄浪詩話》,，是古代詩論中的經典,，然而嚴羽本人寫的詩，無法匹配上他的詩學主張,。又如明人胡應麟,，所著《詩藪》頗多卓見，但又有幾個人記得胡應麟的詩,？這些情況,，真是讓人扼腕。

在清代,，神韻,、格調、肌理等詩學主張迭起,，詩壇好不熱鬧,，然而那些詩壇盟主所寫的詩，卻罕有人去涵泳,、探究——不是后人忽視了那些詩,，而是那些詩在藝術上沒有多少值得深究的價值。在晚清民國,，陳衍可謂詩論大家,，可是他的詩寫得實在不能算好。這些事實,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非常殘酷的,。

反過來看，那些詩寫得很好的人,，常常在論詩這件事上表現得并不突出,。比如李白、杜甫,、王安石,、蘇軾，都沒有論詩的專著名世,。在著述成風的清代,，像黃仲則,、龔自珍這些詩家，亦不把心力放在論詩這件事上,。這些情況,，絕對不能說明詩家不擅長論詩，因為事實上是恰恰相反的：詩人說詩,，往往最有精光,，他們對詩發(fā)出的只言片語，就足以供后世的研究者拿去做成一本書,。

勇于論詩者,，往往短于作詩；擅長寫詩者,，常常不喜歡論詩,。這種情況貌似詭異，但細想之下其實就能發(fā)現是很正常的：詩的妙處,，往往在那些不需要說出來的地方,，“嫦娥應悔偷靈藥”，當李商隱寫這一句的時候,，他的心情是悔,，還是不悔？這實在難以坐實,，亦不必坐實,。此外，道理說得太飽滿,，反而不易讓人信服,，所以那些思想深邃之人，說的話往往很高簡,。我們完全可以想象,，一部《論語》若是沒有了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”這句話,，該會失去多少味道,？

這是不是意味著不該論詩呢？當然不是,。詩論是詩的副產品,，自從有詩的那一天開始，就注定了要有詩論,，否則詩的價值難以明晰,。所以，對于詩，不是該不該論說的問題,，而是怎樣說,、說多少的問題。

歷史上那么多詩論家不擅長寫詩的尷尬事實,，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讓我們去懷疑,，那些看似無比正確的主張以及堅定的道路自信，在本質上是否站得住腳,。此外,，如果一種詩論讓人覺得詩是畏途,，那也是有問題的——詩主性情,，何以論者在這種最緊扣著性情的文體里，人為地制造許多壁壘,？

在今天,，談詩的文字比以前更多了，這意味著我們更需要辨別詩論優(yōu)劣的眼光,。這時候,，我們不妨回顧孔子所說的這三個字：“興于《詩》?！薄墩f文》：“興,，起也?！睂τ诮裉斓娜藖碚f,，無論寫詩也好、論詩也罷,，或可在“興”這個字上再三致意,。在我看來，一首好詩,、一篇好的詩論,，固然因各種因素而好，但它們至少應該具備一種作用,，那就是能夠振起人的情思,，讓人遠離干枯與沉寂。

不為別的,，我們的身體已經不能飛翔,，但思緒總不能也這樣吧。好在,，我們有詩和酒,。